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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长子鼓书《山西面食》的感受和联想

    信息发布者:刘家坪村服务站
    2017-12-22 20:36:13   转载

    如果要问我们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是什么?我想首先应该是空气和水。而与空气和水一样几乎天天离不开的则应该是油盐酱醋茶。

    粮食当然更重要。我不说粮食,而说油盐酱醋茶,是想说,作为曲艺这一文艺形式,虽然不是我们一天也离不开的粮食,却一样是我们生活中的调味品。在我看来,一个个小小的曲艺演出单位,就是文艺领域生产油盐酱醋茶的“小作坊”。它体型虽小,出手的产品却像地道的小作坊生产出来的调味品一样令人满意。还可以说,小作坊姓小,但作用很大,与百姓生活的密切关系如同饮食关天。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曾多次说过喜欢看戏,其实对曲艺也一样喜欢。只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娇惯坏了,总觉得露天剧场不适宜生存,因此,看曲艺演出的机会也就少而又少了。

    看得少了瘾头并不小。前不久,我有幸观看了第九届中国曲艺牡丹奖全国曲艺大赛,我不仅满怀兴味地看了,而且满有兴趣写一点感受和感想。因为这次所看,不仅大开眼界,而且为我打开思考的闸门。所看节目中,尤其是取得节目提名奖的长子鼓书《山西面食》让我情不自禁地连呼其好。
    节目:心口溜溜

    看长子鼓书《山西面食》,第一次就觉得,是那样深入浅出,那样多姿多彩,那样绣口锦心和扣人心扉,那样顺个溜溜、美个溜溜、贼个溜溜!我心满意足地看了第一次,又情不自禁地向《山西面食》的作者暴玉喜先生讨到视频,看了第二次,第三次,而且还想再看几次。我总觉得,每看一次,都是对这几个“溜溜”的深化和升华。

    我说它“贼个溜溜”,是说作者用心真刁!用语真巧!用韵真乖!表演者用长子口音的普通话说出来,唱出来,甩出来,拖出来,扬出来,绝啦!这是一个量身定做、量体裁衣的杰作。我不知道用平遥方言来夸山西面食将是怎样的效果,用长子鼓书说唱山西面食,真是天作之合,天衣无缝,天下无双。作者与表演者也是天作之合,内容与形式也是天衣无缝,二者相加更是天下无双。无怪乎散场后观众还纷纷议论:那个山西面儿,长子调儿,小女子的唱儿,绝了!

    看长子鼓书《山西面食》的感受和联想

    亮的贼,但却是用于美;贼眼的贼,但却是用于巧;贼死的贼,但却是用于透彻和透骨;贼眉鼠眼的贼,但却是用于声东击西,让人美不胜收,目不暇接,就像到舞美院校、体操场上、模特儿集中的地方看美女,只恨自己只有两只眼。

    我把小题儿写成“心口溜溜”,也是说心儿顺了文儿才顺,口儿顺了韵儿才顺,都顺了调儿才顺。如果是孔夫子在此,一定会说名之正则言之顺,言之顺则事之成。他老人家如果知道我这里的“溜溜”二字是从《康定情歌》“李家溜溜的大姐,人才溜溜的好哟!张家溜溜的大哥,看上溜溜的她哟!”那里偷来的,大概也会满心欢喜地说:窃意不算偷。能偷来神韵,盗来心宝,不也乐乎!

    然而,无论怎说死说活,依然不能表达我心中的感受。于是,我只好请最有心感身受的作者暴玉喜、表演者刘引红和导演王红玉各自发来三句话。

    暴玉喜先生的三句话是:《山西面食》是对乡愁的一种思恋,是对乡情的一种寄托,更是对乡韵的一种敬畏。他进而舒怀:心融乡土,心思乡愁,饱含乡情,溢满乡韵,把自己永远置身于生活之中,作品接地气,才有生命力。

    刘引红的三句话是:《山西面食》最接山西地气,长子鼓书最有山西特色,我的努力只是把“两最”唱给观众。她接着说,表演还有很大差距,请多批评。我回信说:你的表演自然得体,入骨传神,幽默风趣,地方风味很浓,令人叫绝。

    王红玉来短信说:《山西面食》是他们三位的第三次合作,作者的作品很有生活,演员又来自民间,又都是每天吃着山西的面食,所以与其说是说书不如说是制做家乡的面食!不错,他们都是生活在山西面食之乡,天天不离面,但能制作出如此精彩的《山西面食》,不能不说是又一次杰出的合作。而这样杰出的合作,启示也应该是深刻而丰富的。

    我对《山西面食》的作者暴玉喜先生的印象,简而言之只有两个字:深厚。

    李锐的成名作是《厚土》,我也最喜欢这本书。因为它有着很深厚的生活基础。不管黄土上洇出的圆印儿,酸菜缸溢出来的酸味儿,尿盆里传出的响声儿,大公鸡的风采神气儿,尤其脑壳里那面大铜锣一下连一下的咣!无不带着深厚的生活气息。

    我想进而言之,《厚土》之于李锐,正像《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之于赵树理,《白洋淀纪事》之于孙犁,《创业史》之于柳青。在我看来,《山西面食》虽然未必是暴玉喜先生的《厚土》、《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白洋淀纪事》和《创业史》,但也与这些名家的代表作一样,基础和来源都是两个字:深厚!

    最新一期《赵树理研究》有一篇一丁先生的讲话。刚刚去世的赵树理研究专家一丁先生在这篇讲话中说,赵树理写农村题材,之所以比鲁迅和茅盾受农民欢迎,被农民买账,是因为他本身就是农民。他不是同情农民,他与农民的感情是一个锅内的“和子饭”,不分彼此。我还想说的是,赵树理和鲁迅、茅盾接近的地方是传统文化的底子很深厚,对人性人情的理解很深厚,强过他们的则是与农民的感情更深厚。我想,还不能说暴玉喜先生也是如此深厚,但他对这几个深厚一定是有着深厚的追求,否则,便写不出如此深厚的作品来。

    暴玉喜讲,赵树理的作品语言灵动,始终散发着土地的清香,句句字字都是从沃土中孕育出来的,都透着浓烈的生命气息,都是真挚情感的流露和释放。我对此的结论依然是厚土深深。或者依然是两个字:深厚。文化的深厚,生活的深厚;人心的深厚,人性的深厚;深入的深厚,开拓的深厚;经验的深厚,直到作品的深厚。

    愿望:供戏种种

    无论是戏剧还是曲艺,节目好了自然会产生好的市场效应。然而,节目要好,要不断提高艺术水平,要有成批的好节目好演员好作品不断涌现,又必须有好的市场带动。这就产生一个问题,戏剧和曲艺要繁荣,必须有良好的经济支撑机制。

    我的还不能算深入研究接触到的史料表明:清末民初,以至民末和新中国成立之初,在国家很穷以至穷到极致的情况下,上党戏班社竟几乎达到村村有,有些村甚至不只一家班社。至于曲艺演出的乐户就更是难以计数了。之所以出现如此阔绰的局面,一是受众天地特别广阔而热烈。那时候的看戏,看对打戏,看各种演出热闹,成为人民群众最热心的事。二是有钱人乐于下血本供戏。实际上是有钱人出钱供戏当东家,无钱人热烈看戏当拉拉队。结果是三有利:其一,国家收到寓教于乐的效果,实际上也不用什么申报审批,却自觉地与上层建筑保持一致,极为有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定。其二,有钱人收到名誉和民意,被唱戏人视为吃饭的主家,看戏人尊重为供戏的东家,大家都认为人家才是了不起的大人家。如此一来,东家可以心安理得地过自己富裕和美好的生活,绝无“红眼病”和“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风险。观众可以心满意足地享受艺术生活,在快快乐乐中接受教育,提高艺术品位。艺术团体可以大刀阔斧发展自己的艺术,彼此之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其三,广大社会在文化艺术水平整体提高,观众得到艺术享乐,普及伦理观念、是非观念、正义和正统观念,提高历史知识、文化知识和生活知识水平中,全民素质得到提高,返过来又促进了经济社会的发展。这才叫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发展和提高了社会。

    我总觉得,虽然现在电视普及了,网络普及了,连未入园的幼儿也乐于玩手机了。应该说正面效应、积极效应、良好效应还是主要的。但很难保证高雅文化占有较大比重,占据主导地位,健康的亨受占绝对优势,负面影响不仅不容忽视,垃圾文化成灾尤其不可视而不见,其不可不防的现代文明病必须早防早治。

    我还认为,把戏剧团体和曲艺组织完全推向市场,由其自生自灭的政策思考是不现实也不成功的。鉴此,尤其是为了主流文化占领牢不可破的主导地位,至少应该有三项政策考虑。第一,国家和县以上政府应该大力支持大型或较大型的演出团体发展和提高,起主导和引导作用。第二,出台政策鼓励有钱人供戏,供曲艺团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万马奔腾。实力雄厚的大企业家,可以供出层次较高和实力雄厚的演出团体,以至可以把于魁智、李胜素、史依宏、张火丁、尚长荣那样的大腕请来搭班唱戏;也可以像“十万班”那样让自己的百万班、千万班打响全国,到大都市、到京城去演出和宣传。其实,演艺团队也是广告团队。不同层面的演出活动都是很好的广告途径,必然促进文化艺术和广告活动向深里做、广里做、高里做,产生更深更广更高的广告效应。第三,进一步完善送戏下乡和扶贫演出等政策举措也很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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